日前，记者从各地了解到，截至目前，内地31个省区市中，至少有24个已取消公费医疗，全部参加医疗保险。其他省份正在逐步取消公费医疗。大多数被采访的公务员普遍表示接受医保，认为可以化解许多矛盾和问题，也避免了财政方面的入不敷出。（1月19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乍一看，公费医疗即将退出历史舞台，天大的好事。再一想，向公务员利益动刀的改革竟如此顺利，实在不对劲。原来，在北京的改革方案中，还有一条“小尾巴”：“公费医疗并入医保后，公务员可以有补充保险，确保看病报销补偿水平不下降。”
既然报销补偿水平不下降，还拥有更多的就医选择，甚至省去了事先垫付医疗费用的麻烦，当然不会受到利益既得群体的反对，这简直是一项针对公务员阶层的惠民措施。为了保证待遇不降，补充保险应运而生，但具体措施和细外界尚不得而知，是否有统一的标准，是否从财政支出进而让纳税人埋单等等都是疑问。
如此一来，公众期待的平等仍未兑现，公务员仍享有超国民待遇。改革当然会有妥协，但如果只给公费医疗披上一件医保的外衣，以一项特权代替另一项特权，其意义无疑就大打折扣了，财政的负担也未必会减轻多少，倒是很有可能转嫁给其他参保人埋单。
其实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就分为多个层次，城镇职工、城镇居民和新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逐层递减，即使是省医保、市医保和职务不同人群，也在起付标准和支付范围方面不尽相同。总体而言，呈现出向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倾斜，向城市倾斜的特点。改革的要务，必然是朝着我国“十二五”规划提出的“要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”方向去努力，缩小不同人群的社会保障差距，而不是换汤不换药地形式上的改革，一味地退让和赎买。
数据显示，全国公费医疗支出从1953年到1995年增长了106倍，而同期财政收入仅增长27倍；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，80％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；另据监察部、人事部披露，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，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、干部招待所、度假村，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。
公费医疗只是一个缩影，在住房、养老金等领域，一些人群的不当利益始终无法被撼动。例如，住房货币化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多年，但很多单位依然在享受着福利分房或者经适房的待遇；养老保险制度也实行了多年，但一些人就是可以从不缴纳保险，但退休后却能领取不菲的养老金。与收入待遇稳定的公务员阶层相比，其他人群尤其是低收入人群是否需要更多的补充保险和特殊福利呢？
公权机关是社会公平的维护者，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改革中理应作出表率——既然集运动员与裁判员于一身，就不妨拿出一些魄力来，对“特殊化”动点真格的。